美国、中国和欧盟是支撑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它们在2023年可能会面临本次康波周期最艰难的时期。
郑磊
当下的全球金融货币市场依然以美国利率和美元价格为锚，而市场变动虽然从长期看是围绕经济基本面波动的，但短期的波动可能远远超过了基本面能够解释的范围。美国经济基本面和美元的强弱走势，深刻影响着全球经济和货币市场。
目前围绕着美国经济和美元汇率变化的话题是热点。很多中国分析师对美国经济的判断是正面积极的，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美国就业率和平均薪酬的增长，而且似乎拥有“美国永远强大”的信念，这可能会影响他们做出中立客观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更合理的观察视角是将美国劳动参与率纳入考量。据统计，2022年12月美国全部人口中“16到65岁之间的成年人数量约为2.648亿”，其中纳入就业和失业人口的劳动力数量约为1.65亿，两数相除得到的62.3%，就是劳动参与率。美国存在大量不去主动（指统计之前4周没有试图）找工作的人，其中有些是家庭主妇，还有大量被劳动力市场淘汰下来，没有再就业打算的人。他们仍属于劳动人口，但是除了一些消费和不被GDP统计的工作，他们不会对社会再生产做出贡献。美国的失业率计算并不包括这部分人口。12月美国公布的失业率是3.5%，是一个比较好看的数字，表明有意愿找工作的劳动人口中，有572.2万仍找不到工作，如果再加上那些不可能找到工作（彻底躺平）的人，将近1亿。只有六成劳动力在为GDP做贡献，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失业包袱。
这种情况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至少目前看来，真正“躺平”的中国劳动者并不多，尤其是年轻人。前段时间，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20%左右。不过，我们的城镇失业率统计没有包括全部失业人口。中美差别是中国的劳动者对就业的需求更大。美国的通胀受到有限劳动力供给的影响，需要给就业者不断提高薪酬待遇。换言之，美国现在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火爆现象，本质上并不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造成的。我们从GDP和一些先行指标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经济在衰退。而且，美国经济界对2023年经济衰退的前景基本取得了共识。
对美国经济产生误判的另一个视角来自美元指数，通过计算美元和对选定的一揽子货币的综合的变化率，来衡量美元的强弱程度，是综合反映美元在国际外汇市场汇率情况的指标。由路透社根据构成美元指数各成分货币的即时汇率每隔约15秒更新一次。以全球各主要国家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结算量为基础，以加权的方式计算出美元的整体强弱程度，并以100点为强弱分界线。目前美元指数是参考欧元、日元、英镑、加拿大元、瑞典克朗和瑞士法郎进行加权计算，其中欧元占比超过57%，加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货币，可以看到欧洲货币或经济基本面相对美元、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强弱有较大影响，对这个指数的影响程度接近八成。换句话说，就是美元指数是个相对指标，因此，美元指数前期的上涨主要推动力是因为欧洲经济基本面和预期走低，尤其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英国政坛变化带来的经济政策调整等，推动美元指数从2022年初的95，到9月底达到了最高点114.79，现在逐步回落到104左右。
另一个推动美元指数上升的力量是美联储加息效应。美联储在2022年连续进行了7次大幅度加息，造成资金回流推升美元汇率，也造成了其他国家货币相对美元汇率走弱。其中人民币受到的影响非常大。2022年人民币相对美元汇率走低了9%以上，导致人民币汇率被动贬值到了7以上。同样，2023年美元指数走低也使得人民币被动升值，又重新回到了7以内。应该说，美元指数正在回归其长期波动范围，即90-100区间。在欧洲经济基本面不太可能很快转好的情况下，在美联储2月份加息之前，这个指数的波动可能会比较平缓，但是向下的空间很小。美元指数仍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在100以上运行。
美国、中国和欧盟是支撑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它们在2023年可能会面临本次康波周期最艰难的时期。疫情之后，企业需要休养生息，但是惯性下行很难避免。目前已有大量科技企业在裁员，这是全球性的现象。而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国企裁员的消息，这是自从国企改制以后很少见的现象。中、美、欧都需要一个平稳过渡的时间窗口。美联储继续加息并维持不引爆全球债务市场危机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只能尝试每次25个基点的小幅缓慢加息，这是一场压力测试，也许只能加到5%以上就得停止。这个息率水平远不足以实现2%-3%的通胀目标。美国2023年最佳经济预期是滞胀；其次是不同程度的衰退；最差是引发全球市场动荡，导致美联储不得不转向宽松货币政策。欧盟最大的风险仍是债务和低速经济增长，另一个是俄乌冲突可能升级，战场扩大到北约国家。中国经济面临净出口压力、民营经济活力难以短期得到提振以及依靠自然增长的消费无以为继的困局，政府除了加大财政政策支持之外，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制度性改良提高经济主体的投资和消费信心。
萧条和停滞在短期是无法避免的。对于这个无法再依赖高投入和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维持增长的后工业化时代，在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唯一出路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途径有两条，即经济的绿色化和数字化。我们正在从工业社会踏入数字社会，面临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挑战，可能远比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更大，社会结构转型的速度可能更快、更迅猛。下一轮强劲的经济增长一定会到来，在此之前，通胀、通缩、萧条一如以往，都会次第出现，而且因周期重叠而力度更强。现有社会经济结构需要经历重大调整，应该做好准备，审慎应对旧的模式被破坏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