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定5.5%左右。今年这个数据挺有意思，此前国内专家大多预测的目标是5%-5.5%，今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是5.1%，这一点跟过去好像略有不同，过去我们自己定的目标总是略低于外界预期，但今年却取了高值，您觉得这一目标传递出了什么信号？
曹和平：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当事者对自己的了解总是比旁观者更准确。当经济向好的时候，人们总是偏向于高估，经济下行期则偏向低估。但真正了解信息的一方，会报出和实际情况更为接近的数据，因为他们是判断经济走向这批人当中的知情者。所以，这是典型的限定目标决策中的高估和低估现象。
我个人此前的预测是，如果是给一个区间，那就是5.5%左右，如果是给一个下限，那就是高于5%。2022年GDP目标定在5.5%，说明中央对今年中国经济还是有信心的。另外一点，今年1月的经理人采购指数是50.1，说明1月份的经济扩张速度比去年11月、12月的扩张速度要快；2月的经理人采购指数是50.2，说明还在加速扩张，这也说明我们对自己的经济更有底气。
再加上，各部门每年都有一定收益。每年中央政府都会把各部门召集起来开会，谈谈今年各自部门的情况、业绩如何，再将各部门效益加总起来，与过去情况做些对比，心里也有底了。
所以，根据我过去的一点经验以及对外界高估或低估行为的判断，5.5%的预期高于世界银行及学者判断是在情理之中。
观察者网：现在定了5.5%左右的目标，大家关心的还是如何来实现？记得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判断还是非常坦率的，提出当前经济有三重困难，需求降低、供求不足和预期转弱，那么要在这种情况下达成5.5%的目标，在货币、财政等宏观调控政策上需要有什么样的举措？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的一个数据是今年的财政赤字率是2.8，比去年降了0.4，而2.8的水平与2019年持平，相当于回到疫情前的水平，对于这个现象又该怎么理解？
曹和平：你提到财政赤字率的情况，我也注意到了。这件事看起来是有点“蹊跷”。按道理，当前经济是三重下行叠加，一是中国经济下行，二是全球经济下行，三是国际环境下行，美国单边主义加上正在演变中的乌克兰危机有可能酿成国际性事件，这些都是对宏观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是向下冲的。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理应更加积极。根据过去几年我们国家财政政策执行的绩效来看，我个人觉得财政政策支持经济的力度比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的力度要好。但近两年随着财政力度加大之后，可能也是对今年第一季度财政收入不是很好的一种谨慎反应。
至于货币政策，恐怕不会比往年更积极，如果我们能够执行更积极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不是拘泥于过去的稳健货币政策，可能对经济刺激会更好。但现在看来，除了美国以外，全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都不敢太积极，包括欧洲日本都是如此。
美国是疯狂，2019年发的货币量相当于它存量货币的250倍，这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6%、8%甚至12%这样的货币增发调整，这不是猛药，而是疯药。去年又相当于增加了原来基础的80%。而且，表面上看起来，美国经济也还行，好像也没那么害怕通货膨胀，距离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还差三个百分点。
所以，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不能寄太大希望于货币政策。过去我们把货币政策单纯地当成发钱，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公共品，一种支持经济的推力；你把钱给我，不是简单地给我钱，而是给我一种信任。
但是今年定在5.5%的目标，也是考虑到了上述提及的几个方面，中国经济毕竟是一个超大型的、产业全覆盖的经济体，是中央、地方和中间层都具有高度韧性的一个机制。此前，有专家认为疫情可能会在今年结束；再加上，开年以来经理人采购指数的良好表现，估计5.5的经济增长目标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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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网：您提到美国的情况，美国政府公布2021年全年经济数据时还表示，这是美国近20年来最高的GDP增长速度。然而相反的是，全世界都在担心美国高企的通货膨胀率，再者今年3月美联储加息的消息基本确凿，这些情况会在多大程度上外溢，并影响中国经济，是不是也因此影响了我们经济政策工具的推出？
曹和平：对，会有一定影响。货币政策有一个特点，如果我增发货币，别人不跟，除货币之外的要素像劳动力、资本、技术、设备、土地等都不变，货币效率就很高。
美国货币既是国内货币，也是国外货币，它现在增发2.5倍，这里面有80%-90%流向国外，如果全世界其他经济体都不跟进的话，它的效率就是最高的。果不其然，欧洲不跟、中国不跟，所以美国去年的货币政策对自己国内经济产生的效益就非常好，它的通货膨胀率也没有爆，这就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作用。
我们国内的经济学界现在有一个问题，读了一个学位，靠数学得了好成绩，但实践层面的调研、工作经历等非常薄弱。换句话说，缺乏对经济的质感，在看待经济问题、重大决策能力上，没有经济学的“第六感”。
现在全球经济状况都不景气，唯一可以进步的领域在数字经济。货币理论里面有内生货币和外生货币之说，比如央行发货币，相当于直升机撒钱，把货币投到经济当中去，这属于外生货币；而内生货币就是有些东西天生就存在经济当中，它本身就是度量尺度，比如黄金、债务，再比如银行的贴现背书，如果银行敢的话，就说明对应资产的流动性很高。这类基于外生货币形成的内生货币，就能推动经济发展。那么，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内生货币，是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利用高新技术和创新团队。
假设你有一个工程项目，如果工程项目与主导产业技术进步方向一致，尤其是数字技术爆发，外界就认可你做的事，资产都跟着你的方向走，你的投资就很容易变成政府背书；有了政府背书，商业银行就会跟进；一旦商业银行跟进，这个流动性大家都愿意去抢。
而“抢”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比如政府或机构给科研团队人员分配一套房子，这意味着从房子角度来说，政府自己的收益率降低了，而拿到房子的这部分人，本来可能要花几百万买，但现在不用买就能住进去了，就相当于节省了货币，而货币一节省就等于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就出清了，一出清，经济就能转起来了。1997年，我们国家清理三角债就是这个道理，债务出清的结果是，虽然GDP量上没有增加，但是资产负债表的平衡恢复了。
所以今后一段时间，唯一的方法就是靠主导产业群、产业结构变化、高新技术突破形成的工程项目来内生一部分货币，而这部分内生货币能够替代原来的外生货币，来推动中国经济向前走。
也就是说，现在不能再靠直升机撒钱了，也不能靠存量经济，只能靠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我们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得越快，这个问题就会有突破，想再靠着货币银行帮忙，恐怕不行了。
图自新华网
观察者网：既然您谈到数字经济问题了，正好请教您关于数字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纷争。事实上早在前年我们讨论反垄断问题时就涉及到一些，就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互联网平台经济对当前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国家当前提出的政策目标很多，比如反垄断、整治互联网平台企业、劳工权益、共同富裕等等，当然这些政策目标方向都是正确的、且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但问题在于当前有疫情、外部冲击，在推动落实中长期政策目标与短期经济目标、宏观调控政策落实之间似乎存在矛盾、甚至短期内目标混乱，从而对经济造成一定波动，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何平衡？
曹和平：有些情况就像“贪吃蛇”，千万要小心不能咬到自己尾巴。但有时候这只“看不见的手”智力不够，还是会咬自己的尾巴；虽然是智慧经济，但还是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们要依靠数字经济突破当前经济增长的窘境，就仔细找出平台存在的垄断等问题，并把这部分拿掉就行了，不要把垄断之外的那部分都顺带打掉。
至于政策和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制度和制度之间的冲撞造成的经济增速降低，今天存在的状况并不比二三十年多，只不过那时候经济增长与国计民生、温饱问题之间的关联非常突出，所以大家就特别有感；现在生活好了，两年三年没有增长，大家也不会没房住、没东西吃，所以就不那么在意了。
至于这个事情要怎么办，这就是制度前沿、管理前沿和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是我们要花大功夫去做的。
观察者网：其实像去年双碳减排目标下的缺电也是如此，对生产量能和经济带来了一定影响。
曹和平：对，减排是好事，能很好地推动产业结构更新，但结果却出现了“一压就叫”的情况，药太苦了不愿吃，落实不下去，最后容易不了了之。
我估计这种情况可能要3-5年才能结束。也就是说，在这3-5年内，我们可能还会经历一个经济增长比较不温不火的时期。除非有一个突加的外部力量出现，举个例子，技术大爆发，拼图已经清晰到谁都看明白了。
我们不像西方，经济出问题了，一般就靠打仗，把国内矛盾输出国外，把其他国家民众的房子住宅货币抢劫一通，问题一定程度上就解决了。
观察者网：您谈到战争了，本来我们现在讲中国经济时就会谈到外部环境动荡，原本就有疫情、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再加上近期俄乌战争爆发，无疑给今年的经济形势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尤其是美欧在经济、金融、能源领域的制裁，将对国际市场、乃至中国市场产生多大外溢影响？
曹和平：经济学人最近有一个说法是，美国、北约和俄罗斯的20年冲撞，在乌克兰危机这个节点上爆发，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经济意义上的附加外部性，经济增速肯定会下行。比如，油价升高，天然气价格上涨，国际供应链的干线支线网络被打断，各领域意识形态对立，SWIFT系统将俄罗斯排除在外，会对全球、连带对中国产生影响；包括相互之间信任的丧失，人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恐惧，都会变成一种经济变量。
不过，从目前战场上传出的信息来看，俄罗斯如果能控制住俄乌冲突的局势，最终双方达成某种协议，比如说无论是划第聂伯河而治，还是乌克兰答应“中立化”，那么恐怕这场冲突就会限制在美国、欧洲等北约国家之间，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小。所以，战争不能拖久了，否则危害会比较大；如果能在三个月内停下来，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
我过去在军队干过7年，虽然已经几十年没穿军装了，但还是一直在关心大战略的问题。就俄乌冲突来看，俄罗斯应该问题不大，这场冲突也不会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向发展，除非未来双方有更大规模的新一轮相互动火，但这种几率是比较小的。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在媒体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人均GDP过万的文章，您提到了这一指标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重大突破，尤其是我们国家还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当中，但另一方面这两年经济放缓，再加上疫情冲击，民众的生活受到冲击，对经济的预期并不好，对于国家发展和个人经济提升之间的共情也不高，所以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怎么来理解人均GDP破万，以及普通民众心理落差之间的问题？
曹和平：人均收入到1万美元高不高？相较于美国的6万美元、香港的4万和新加坡6万美元来说，确实不高；但是从平均意义上来说，人均GDP过万，又确实是一脚踏进发达经济的门槛里边去了。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到了这个时候，社会上会出现一些特别奇怪的现象，人们吃饱了穿暖了，会开始注重教育方面的发展，他们会去看别人念书怎么样，会抱怨自己没找到好工作。当人均收入处在4000-6000美元阶段时，家庭对教育的积极性、对教育的支出没那么高，但慢慢起来了，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也就是有效教育的需求逐渐提升了。
而有效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结果，就是盼望公平，盼望自己的职业生涯和别人有一样的发展。我们高中以前的教育，是义务教育，都是国家财政拨款，没有太大差别；也就是说，当人们处于这一收入阶段时，相互之间的差别不大，个人对教育的支出份额也不高，当然不排除有些家庭收入低，但对教育看得很重。
那么，现在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重视教育的人群比例就大大提高了。对有效教育的需求提高以后，人们首先要求的是公平。今年“两会”期间，就有委员提出，建议北大清华按各省考生比例招生。虽然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要求，但是以地域为单位提出的要求。这反映了人们对有效教育的一种期望，这其实是好事；只是说一旦涉及到公平，就会有些“麻烦”。
当经济发展处在1万美元以上，通常是收入两极分化。为什么111个国家中——如果把美欧日等几个战前发展起来的国家去掉的话，二战至今，实现增长的国家就中国一个，韩国都算不上。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在低收入阶段形成了两极分化，尤其像通过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很多企业家早就把钱揣进自己兜里了。
但中国有一个优点，就是中国政府发起了全面脱贫攻坚战，致力于帮助7000万绝对贫困人口脱贫，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如果没有这一步，想想这几年在香港地区、在中国周边发生的一些骚乱，可能就有机会渗透进来；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大陆年轻人质疑香港的暴力游行以及西方国家的幕后操控，这是全世界发展经济学的反常现象。这说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相比，中国虽然也有两极分化，但是普通老百姓在衣食温饱问题上没有受到直接的人身威胁。
所以，人们要求有效教育，但并不能反映到反对两极分化上去。当下，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躺平”，我不要了，反正我怎么干也干不到那个程度，我也不参与你们这个游戏了。躺平所体现出来的憎恨，本质上是一种犬儒主义，但不是贫困极端分化、街头“颜色革命”，这两者之间是有等级差别的，但在一个序列上。
正是因为这7000万人口脱贫，使得中国越过了1万美元的门槛，我们就没有犯下中等收入经济迈向高收入经济时的陷阱，也就是“收入不平均，街头颜色革命”的陷阱。这一点，我们国内经济学者都没有特别注意。
2019年11月8月，巴西前总统卢拉出狱。图自央视
其实，有一个词叫“degree of social tolerence”，“社会容忍度”，就是说社会对不平均容忍度比较大的国家，一定会走向发达经济；反之，社会对不平均容忍度小的国家，大多会在1万美元的门槛上就被掀翻。有三个国家，就是典型例子，一个是巴西，1987年巴西就进入发达经济水平，但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影响，一下子栽下去了，2008年前又进入发达经济，但现在又回到七八千美元，街头游行，总统卢拉被抓，乱象丛生。
那么，相比之下，韩国也几乎把每任总统抓起来了，但为什么又进入发达经济了呢？韩国社会的群体分布中，受基督教、街头革命影响的有一部分，受儒家文化的也有一部分，两者相互对冲，最后还是回归到经济发展上来，他们国家有一群英雄主义者。这和日本又有所区别。
“躺平”或是“被平均”，虽然是当下社会上对不公平的一种反映，但是要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积淀，以及中国共产党主政下，有意校正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不同人群收入之间的鸿沟，且这些政策仍在持续不断地实行。
所以，你说中国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吗？存在。问题大吗？非常大，但是和社会分化严重国家里面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又是处在良性的、可化解的范围内。有些地方已经进入发达经济水平了，问题也没解决，比如台湾地区，天天在“立法院”吵架，香港地区，别人随便一戳，就上街了；再比如美国，大批民众把国会山都冲了，法国街头黄马甲更是闹了不知多少次。
就像现在俄乌两国，俄罗斯的社会容忍度相比乌克兰更高，但事实上乌克兰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收入水平比俄罗斯高，而且地广人稀，资源比较丰富，拥有全欧洲最大的煤矿之一，又是全球第二大粮食出口国，被誉为“欧洲粮仓”，仅是俄罗斯油气管道从它那经过，一年就是近100亿人民币的过路费。但即便如此，乌克兰还是向往欧洲，拼命想摆脱俄罗斯，而就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把自己国家给干掉了，好几任总统在街头革命中被赶下台，现在国家也陷入战火甚至分裂之中。
2013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社会撕裂，经济恶化衰退，东部地区陷入流血冲突，人均GDP在2018年沦为全欧洲最穷国。图自大公网
所有这些事情，对我们而言，都是警示。当中国人均收入越过1万美元，用于有效教育的支出倾向提高以后，人们对社会公平的需求可以在一套良性机制内被解决，但是解决的路径还很长，而且以后还会出现。
话说回来，中等收入经济进入到高收入经济阶段，都会出现社会撕裂，它其实反映了人们对高生活的一种调整和适应。当社会在理念和意识形态上出现分裂，哪个国家能把分裂给较好地解决，哪个国家就能进入发达经济，你看印度、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阿根廷、南非，这些国家都没能进去。
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可是这个问题是处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之间的一门学问。它既是美国的问题、欧洲的问题，也是中国等所有经济体的问题，聪明者能有惊无险地过去，而糊涂人就在这个问题上被干倒。只是现在很多人都不讨论，但它确确实实是一个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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